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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被歌颂的从不是苦难，是那段将苦难锻成金甲的岁月。”

委内瑞拉：从跟班到管事

2014年夏天，我刚进八局，分到委内瑞拉巴里纳斯重油项目。那时候真是白纸一张，图纸上的符号都认不全，口袋里还揣着学生气。头一个星期，我连安全帽带子都系不紧，老师傅瞥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递过来一把扳手，“拿着，跟着走。”

但我的活儿不是一直跟着跑。老师傅带了我两个月，第三个月就把全厂公共辅助系统、罐体安装和管道安装的管理工作扔给了我。名义上是管理，其实就是给一堆杂事兜底——全场的压缩空气系统、消防水系统、冷却水系统，大大小小十几个子系统，图纸摞起来半人高，哪一路管线从哪进、往哪出、跟谁碰，全得装进脑子里。刚开始那阵子，我白天在现场对安装点位，晚上回板房翻图纸，经常看着看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，图纸上压出一道汗印子。

罐体安装是最折腾人的。全场大大小小十几个储罐，钢板一块块拼起来，焊缝一条条过，拼装的顺序、吊装的路径、焊接的应力，一步错了后面全乱。我每天拿着清单挨个罐体跑，检查拼装进度、确认材料到货、协调吊车排班。班组里都是干了十几年的老铆工，脾气大，看一个毛头小子来管他们，爱搭不理的。有次一个罐体的环缝错边超了，我跟班组长说“要调”，他头都没抬，“你懂个屁”。我没吭声，回去翻了三天规范，第四天拿着条文去找他，他看了半天，把烟掐了，“行，听你的。”

那时候最怕的不是累，是没人问。管理岗跟操作岗不一样，操作岗师傅手把手教，管理岗出了岔子没人替你兜底——上面要进度，下面要资源，中间全是窟窿，得自己一个一个堵。但也就是那一年，把“管”字琢磨出点滋味了：管理不是发号施令，是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事理顺了，让人能干活。

老师傅后来跟我说：“铁砧上打的是铁，磨的是人。”我那时候刚听懂一半。磨的不是技术，是性子。

印尼：疫情里的煤电硬仗

从委内瑞拉回来，2018年调到印尼北苏三煤电。头一年没去现场，扎在办公室做图纸审查，对接设计院和监理。

那活儿看着清闲，其实磨人。为了一个方案，我飞回国内跑江西设计院，又飞到雅加达找监理，来回磨，两边都不松口。那段时间我行李箱都没打开过，今天在南昌，后天在雅加达，飞得人发懵。有次在机场等转机，靠着候机厅的椅子就睡着了，醒来发现登机牌掉在地上，差点误了航班。最后方案敲定那天，我坐在床上，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了，但又觉得值——不是值在那份图纸，是值在你知道这东西落地后现场几百号人就不用再等了。

后来，我被调到现场管辅助系统施工——暖通、进出水管道。从图纸转到现场，又是一套新打法。印尼的闷热比委内瑞拉还难熬，煤灰一吹人跟从煤堆里刨出来似的。暖通管道设计在廊道顶部，空间窄、温度高，工人上去半小时就得换一拨。我每天爬上去查保温层、查支架间距，下来工装全湿透，干了之后硬邦邦的能立在地上。

2020年疫情来了，工地封了，外面慌慌张张，里面照样得干。口罩勒得耳朵疼，消毒水喷得眼睛酸，监理天天催工期。我们没别的办法，就是熬，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，防疫广播当背景音乐。有段时间我负责的区块夜里加班，食堂只送泡面，弟兄们蹲在设备旁边吃边等混凝土凝固。有个年轻工人跟我说“主任，我想回家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，就拍了拍他肩膀说“干完这批，我给你排假”。后来一直到完工，他也没休成，但再没提过这事。

最后工程按期交掉，业主只说了句“中国速度”，我心想，速度背后都是人扛出来的。

厦门抽蓄：从火电转水电，从头学起

印尼回来，我被调到厦门抽水蓄能项目。火电和水电完全是两码事，以前那套经验不好使了，等于从头开始。

刚到那几天，我站在洞口往里看，里面黑洞洞的，风从里往外吹，凉飕飕的，跟火电的闷热完全是两个世界。老工人拍我肩膀：“咋样，敢进不？”我说：“有啥不敢。”嘴上硬，心里虚。

斜井三百米深，绞车安装最要命，滑轮、卷筒、钢丝绳，哪一样出问题都出大事。我每天爬上去看垂度，爬下来看啮合，来回跑，腿都细了。有次爬到一半，脚底打滑，整个人趴在斜坡上，手里攥着安全绳，心跳得像擂鼓。缓了好一阵才继续往上爬。那之后我每天检查安全绳比检查设备还仔细。

一个月后试车那天，绞车一启动，钢丝绳拽着台车往上走，像条银蛇贴着岩壁爬。旁边老工人递了根烟，说“成了”，我接过来抽了一口，没说话，此时心里石头才落地。那根烟我抽了半截就掐了，呛得慌，但那个“成了”我记到现在。

厂房开挖更吵，炸药一响，耳朵嗡嗡半天。支护钢架一根根支起来，混凝土一层层喷上去，到最后充排水试验，廊道里静得只能听见仪表嘀嗒响，我们轮班守着，眼睛盯着数据不敢眨，直到全部合格。验收那天监理签字的时候说了句“干得不错”，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其实我知道，干的活好不好，不用别人说，自己心里有杆秤。

项目快收尾时，我被调去搞变更索赔。那阵子天天坐办公室，对着合同条款、联系单、设计通知，比在现场还头疼。有人说“收尾就剩算账了”，我回他：“算账也是打仗，数字背后都是真金白银。”

刚开始那一周我完全坐不住，习惯了现场的风吹日晒，突然关在屋里看文件，浑身不自在。每天盯着电脑屏幕，字在眼前飘，脑子却不转。后来给自己定了个规矩——每天先翻两小时文件再去现场转一圈，两头跑着，慢慢就摸出门道了。合同条款像树根一样盘着，你要顺着它捋，哪条能支撑、哪条是坑，都得吃透。

有一回，我从一堆旧指令里翻出一笔混凝土方量，业主那边早忘了，我拿着资料去谈，对方说“这点小事还较真？”我说：“这不是小事，是项目上一车一车浇出来的。每一车混凝土，泵车司机夜里加班，工人蹲在仓面上打振动棒，都是实打实的。”对方看了我一眼，没再反驳。最后谈下来了，不多，但心里踏实——不是钱的事，是对得起干活的人。

那些天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办公室就剩我一个人，日光灯嗡嗡响，我对着表格一行行对，眼睛花了就站起来走走，看看窗外工地上的灯还亮着，觉得那边还有人在干，我这边也不能停。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会计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些纸片背后是钢筋、是水泥、是工人的工分，不是虚的。每一份索赔报告，都是在替项目的每一滴汗水开口说话。

南安抽蓄：一条洞，一座山

2025年又转战到了南安抽水蓄能项目，管自流排水洞。一工区主任，听着是个官，其实就是光杆司令加一堆兵，什么事都找我。

前期搞边坡开挖支护，看着简单，杂事一堆。山上植被厚，先砍树清表，再一层层往下削坡。地质情况摸不透，削到一半露出一条破碎带，松渣哗哗往下掉，支护必须马上跟上。钢拱架一根根从山下往山上扛，锚杆一米米往里打，挂网喷浆一道接一道，每天都像打仗。

现场施工管理最难的不是技术，是外围干扰。进洞只有一条村道，窄得两辆皮卡错车都费劲，设备进不来、材料堆不下。村民不乐意了，说路是他们的，大车压坏了不给修。我们去协调，今天答应明天又变卦。有批钢拱架被堵在村口进不来，我在现场等到天黑，一车钢架推到洞口已经半夜。值班工人问我“刘主任你还回去睡不”，我说不回了，就在凳子上靠了两个钟头。

刚开始那阵子，每晚收工坐在洞口石头上抽烟，看着天慢慢黑下去，脑子里过一遍明天的事——材料够不够、路通不通、炮能放不能放。感觉不是在跟山较劲，是在跟一整座村子、一条路、一堆你想不到的事较劲。但活摆在那儿，较劲也得干。

4月1日，第一榀钢拱架和超前小导管装完，业主说具备进洞条件。站在洞口看拱架立起来，导管打进去，没觉得多激动，就是松了口气——总算把这个口子撕开了。晚上班组几个弟兄坐在石头上喝水，没人提庆功，有人问“主任，明天几时开钻？”我说“照旧，六点半。”

其实进洞只是开始，后面围岩变化、涌水、塌方，哪一样都能让人睡不着。傍晚站在洞口往里看，黑漆漆的，风从里灌出来闷闷的。那一刻觉得，这些年干过的每个项目，都是从这样黑漆漆的口子开始的，但最后总能亮起来。怕归怕，该上还得上。

什么是八局魂

外人看八局，看的是牌子、是奖项。我在八局干了十二年，从南美到东南亚，从火电到水电，我觉得八局魂没那么玄乎，就是两样：一个是认死理——该拧的螺栓必须拧到位，该等的养护时间不能省，该签的手续一道都不能漏；另一个是扛得住——环境再差、工期再紧，不撂挑子。

十二年了，回头看看，委内瑞拉的荒原、印尼的煤灰、厦门的斜井、南安的洞口，每一处都留下点东西在身上——腰上的旧伤是印尼搬设备时扭的，左手的疤是厦门被钢丝绳划的，手机里存着几百张工地照片，翻起来每张都有故事。有人说这些是代价，我觉得也是记号。走过的路，身上都带着。

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。八局人更直接——没有路，就凿。回头看，每一步都是实的。

南安的山风还在吹，下一轮炮眼已经布好了。干就是了。